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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每个国家只凭可用武力抵抗别国强力侵犯这一点就能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如果霍布斯的看法是对的，那麼欧洲的历史就应该是一部连续不断的战争史。事实上，欧洲所经历的和平几乎与战争一样多；而它所以能有这些和平时期，则要归功于势力均衡。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看来使这种担心有了根据；但实际上拿破仑第三除了名字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具有帝国的实质；势力均衡经受住了他的挑战，几乎完好无损。
這個作者有一個看法和我非常像，那就是一定要注意名實之間的區分。一個名字可能擁有遠比它背後勢力更強的實力。無論是國際政治，還是日常的共同體生活，名字都是具有權威和力量的。善於利用自己的名字能為自己帶來很多憑藉自己的實力本來得不到的東西，但是一定要注意，千萬不要被自己的名字欺騙，如果只依靠自己的名字，而完全忘了自己真正的實力，一旦名字被外人戳穿，那麼失去的不僅僅是憑藉名頭得來的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自己本來已經擁有的東西也會喪失。
從現在的世界形勢來看，俄羅斯就是這個下場。人們紛紛根據蘇聯過去的實力來理解現在的俄羅斯，俄羅斯擁有一個蘇聯繼承者的名頭。普京似乎也是這麼相信的，結果打了一場烏克蘭戰爭，搞得自己下不來台。不僅是已經獲得的克里米亞要丟掉，連整個俄羅斯聯邦的框架可能也保不下來。畢竟，普京統治俄羅斯使用的就是“小沙皇爸爸”的名頭，實際的地方政治早已經寡頭化了。同樣具有欺騙性的，還有什麼世界第二的頭銜。在某個領域獲得世界第二的頭銜，並不意味著在國家秩序只能能夠排到第二，如果估計錯誤自身實力，只會萬劫不復。
只有奥地利帝国在欧洲以外没有什么要它关心的东西；但这是衰弱的标志，而不是力量的源泉
事实上，外交界很象商业界；在商业界里，尊重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并不阻止财富的最惊人的转移。许多外交家野心勃勃，有的虚骄或者愚蠢，但他们有着某种类似共同目标的东西——保持欧洲和平而又不危及本国的利益或安全。
外交的目標是和平，如果戰爭爆發了，就證明外交失敗了；外交的準則是對自己做出承諾的尊重，如果言而無信，只會形成孤島效應，自己主動與國際體系脫鉤。
作为“列强”的最基本的考验是进行战争的能力。如果说一个强国之所以成为强国在于它能充满自信地设想对任何其他强国发动战争，那是太简单化了
这对于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过去，它那支由薪饷优厚的志愿兵组成的正规军，即使同大陆国家的军队相比，也能够作出令人肃然起敬的表现；1871年后，它就变得低人一头了。它派去克里米亚作战的部队有时只有法国部队的半数(但从未少于三分之一)；在1914年，它能派往战地的部队只有法军的二十分之一。直到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才使英国重新成为它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充任的军事强国。除此之外，在本书叙述的历史时期中所发生的人口变化，对势力均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多少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1850年，它的人口还是超过俄国以外的所有列强；即使德国统一了，它也还是能保持这一地位。到1910年，它却成了除意大利之外人口最少的强国；而意大利正在很快赶上来。1850年，它的人口数占欧洲的14%，而在五十年之后不到10%。与此相对照，普鲁士的人口在1850年占欧洲的5%；而统一后的德国在1910年占15%。这些数字在心理上起作用。在19世纪后期，人们开始用统计数字来考虑问题；而法国的日益缩小的人力更使人们丧失自信——或者，自信就是为此而丧失的。实际情况却并不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使人泄气。法国由于出生率低，人口更能保持平衡，特别是按比例来说到达服役年龄的男子比德国还多；结果是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能派去战地服役的人数几乎同德国一样多，并且经受得住几乎同样多的伤亡。最严重的影响来自把人口曲线延伸到未来；因为人们已在开始假设，一条统计曲线将会不可改变地自行延长下去——这是一个没有为局势发展所证实的假设。在当时，法国的未来确实看来是很成问题的。但是，当法国人在把他们的未来同德国人相比时，德国人却在看着另一条曲线——俄国的曲线。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感到德国的阴影笼罩在它们头上，德国却看到了更为遥远的俄国的阴影；许多德国人想到俄国威胁的到来几乎同别人想到联合起来对付德国的压力一样认真。
衡量戰鬥力的不僅僅有人口，還有人口素質，不然就沒辦法解釋為什麼羅馬共和國比羅馬帝國能打，奧斯曼部落比奧斯曼帝國能打，滿洲人比漢人能打。不過人口確實具有最基礎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如果人口消失了，購買力和勞動力也就消失了，經濟就完蛋了。
神圣同盟的保守性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一个维持现状的联盟，反对改变疆界；又是一个政治上的联盟，反对各国在各自国家内作出立宪让步。
英国人在感情上不喜欢德国用以实现统一的军事手段一一意大利人做得好得多，他们是靠打败仗来统一国家的
戰爭的勝利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說，普魯士的勝利造就了自己的毀滅
在1848年，除了俄国总是被波兰问题纠缠住之外，每个人都把意大利看作决定事态发展的场所；而在历史发展中，人们的思想比客观事实要更为重要。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两代人中间，普遍的错误是在列强中夸大法国的实力。这一错误形成之后，意大利作为法国扩张的对象，其重要性也被夸大了。
再一次，名頭的重要性。現在也是一樣的，天真的政客認為中國的威脅要大於俄羅斯，但這就是只看名字的結果。
每一个民族运动如果要有实际行动，都需要某些明确的对现实不满的口号。它本身可能就是争取的目标，如斯莱士威克和荷尔斯泰因，从地理角度来看，本身就是争取目标；或者象政治议论家试图证实的那样，法国后来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要求是出于法国对矿石的需要。但从根本上看来，这些不满的中心——斯莱士威克、（博斯普鲁斯）海峡、蒂罗尔南部——都是民族情绪的焦点；而一个民族为之作出的牺牲往往大于其价值
民族主義不恰當的使用很容易斷子絕孫的，普魯士如果不走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的路，也不會亡國滅種（現在的德國是巴伐利亞的德國，而不是普魯士的德國）；蔣介石不選擇大中華主義，他也不會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俄羅斯的俄羅斯帝國主義意味著一定要對烏克蘭開戰才對得起俄羅斯人民的民族感情；同樣，現在的大中華主義也包含著要和台灣開戰，如果不敢打就不是一個合格的領導人。打台灣真的能夠帶來超過成本的價值嗎？並不一定，但是被民族主義綁架之後就非打不可，所以使用民族主義的時候要慎重。
路易·拿破仑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战争贩子。他想不用唤起革命精神而去完成一项革命的外交政策，不进行一场战争而重造欧洲。因此，他最喜欢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由欧洲列强组成的广泛会议”，用和平协议的办法解决所有争端。他是理想主义者和阴谋家的某种混合体；只有在一件事情上是始终一贯的，那就是他从来不能抗拒进行投机的诱惑。他投身于政治，就象同时代的资本家投身于铁路事业一样。他虽然厌恶战争并且担心它所包含的凤险，但作为最后的办法，总是走到采取行动这一方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