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 07 / 17
一點觀察，不一定對：運用溫和和激進來區分政治光譜似乎比傳統的左右劃分更為準確，特別是隨著時間的變化，左右經常來回翻轉。簡單舉幾個例子，現在人們認為共和黨是右派，民主黨是左派，當時林肯共和黨廢除奴隸制，提升黑人權益，這在今天肯定是左派；羅斯福民主黨主張工會和工人權益，發展製造業，這在今天看起來很像是MAGA，說不定就被當作右派了；里根共和黨是著名的新保守主義代表，但是里根時期主張去工業化和全球化，對工會強硬，這在今天看起來又像是左派；現在人們都罵民主黨的威爾遜是白左，但是威爾遜當時可是著名的南方白人至上主義者，長老會神學家，反對革命，反對代表大眾民主的民主主義，提倡自發秩序，支持英國托利黨，反對介入戰爭干涉國際形勢的保守主義者，現在也變成了白左。從上面這一系列的例子來看，這一套左右的術語並不很靠譜，它只能在一個具體政治情境中起到一個座標作用，但是放到長時間段的歷史之中，並沒有辦法幫人準確定位一個人物的政治光譜。
倒是溫和與激進似乎能夠在更長的歷史區間內為我們提供一個靠譜的歷史座標：溫和左派和溫和右派本身區別不大，所以在更長的時間段內可以相互轉換。羅斯福注重工會權利，當並不是要滅絕企業家；小布什被認為更傾向於企業家，但是也只是增加了工會的運行成本。歸根到底，溫和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政治基礎，自己的基本盤，或者類似於中世紀的領地貴族，比如法國的「x·德·x」或者法國的「x·馮·x」。有自己基本盤的政治家在實際進行政治活動的時候就要考慮自己基本盤的現實利益，這就使得他們不能太過激進，因為政治現實需要領袖之間的妥協，以及對於政治事務現實主義的理解。畢竟現實的政治不是非黑即白，它們一般十分無聊，一點也不激動人心，但是它的運行方向可以在一個軌道上滑動，或者偏向這邊一點，或者偏向那邊一點，而不是在一個左右互相極端衝突的兩極之間來回跳躍。為了保護、發展自己的基本盤，也就是自己的地方勢力，社區領袖們不得不考慮這些具體的政治操作。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能看到布什家族，肯尼迪家族等政治家族的原因，他們無一不是深耕自己根據地的大政治領主。
但是激進政治家這不是這樣，無論是激進左派，還是激進右派，他們沒有自己的基本盤，因此不需要考慮自己的基本盤，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政治妥協需要做，他們吸引的更多是抽象的「人民」，而不是具體的「工人」、「墨西哥人」、「同性戀」或者「中產階級」。因為受眾就是抽象的概念，他們也就不需要講求政治現實主義，而是什麼好聽說什麼，他們的口號很漂亮，無論是絕對平等，還是絕對保守，它們在現實中都不存在，但是它們在理念世界中都是純潔、激動人心的。因此這些政治家能夠吸引許多的單獨的選民。這些選民並不是作為某一個地區的某些具體社區來支持它們的，而是作為一個個的個人，因為激進政治家一般直接對「人民」發出呼聲，而不是對具體的人或者社區發出呼聲。激進政治家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沒有政治經驗，正因為沒有自己的根據地，所以他們沒有在地的服務經驗，換句話說，不接地氣，或者外行。這也體現在他們的非黑即白的政治言語之中，正是因為對於政治太外行了，所以他們不理解政治操作的諸多微妙之處，而是認為政治就是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之爭。
激進政治家雖然有左右之分，但是這不重要，我們能夠通過激進這一點來辨認出他們古代作家一般把羅馬內戰追溯到格拉古兄弟時期，格拉古兄弟被認為是羅馬僭政的開端，他們幹了什麼呢？對人民發出呼籲，他們認為羅馬建制派已經腐化了，羅馬已經被精英們竊國，因此人民應該團結起來，讓羅馬再次偉大。為了對抗羅馬建制派，格拉古兄弟進行了很多反政治慣例的操作，破壞了共識他們也因為破壞羅馬體制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以後還有借屍還魂的卡提林和凱撒，他們都是「人民黨」的政治家，從無根基之人一躍而起，變成平民政治領袖。最後的結果也很明顯，地方社區領袖一個個被「人民之友」搞掉了，羅馬就變成了自由平民領袖說話算話的獨裁體制了。但是如何評判格拉古兄弟和凱撒呢，按照他們都向人民呼籲而不是向貴族呼籲這一點，我們似乎應該認為他們是左派，畢竟他們攻擊了保守的傳統勢力；但是按照我們現在的政治光譜，為了人民，打擊建制派，這似乎又是右派。但其實這都不重要，我們只要知道，激進政治家會破壞共識，帶來混亂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