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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提前摆出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德国并没有成就普鲁士，反倒是导致普鲁士走向毁灭的祸根
近年来，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它强调民族和国家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难以确定的外部条件的影响下出现的。这种观点认为，民族和国家是有人设计、有人建造的“大厦”，而修建大厦的砖瓦则是在意志的火焰中“烧造”出来的集体身份认同。10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像普鲁士那样，如此让人信服地证明这一观点：普鲁士是一个由七零八落的领土组成的国家，既没有天然的边界线，又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语言、传统饮食。此外，普鲁士时不时地对外扩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吸收了新的人口，即便经历了困难重重的同化过程，这部分人口也不一定能够培养出对普鲁士的忠诚感，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领土分散、文化缺乏一致性所造成的困难
普鲁士这个干巴巴的，只存在于抽象思维中的政治体到底是如何变得有血有肉的？
格奥尔格·威廉面临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不可回避的结构性困境。这一点十分值得强调，因为这会让我们注意到勃兰登堡（以及之后的普鲁士）历史的一个恒久不变的特点。柏林的决策者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不同的选项间左右摇摆。每当陷入这样的窘境，勃兰登堡的君主就多半会被扣上迟疑不决、当断不断的帽子。造成这一状况的并不是任何简单意义上的“地理”原因，而是因为在欧洲强权政治参与者的心理地图上，勃兰登堡的位置十分特殊。只要在脑海中描绘一下17世纪早期时，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奥地利-西班牙以及法国这几个欧洲大陆权力集团之间斗争的主要前线，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勃兰登堡本身，还是其近乎不设防的东西部属地，都位于数条前线纵横交错的战略要地。在之后的历史中，虽然瑞典的国力大不如前，波兰也很快就步其后尘，但崛起之后加入大国行列的俄国取代了这两个国家，把同样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了勃兰登堡的面前。所以在柏林，勃兰登堡历代政府都必须在结盟、武装中立、独立行动这三个选项中做出艰难的抉择
随着勃兰登堡在军事及外交领域陷入了越来越棘手的困境，柏林的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它们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想要实现截然相反的外交及政治目标
学界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在德意志的全部土地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即1618—1648年的战争抹消了民间对之前发生的战争的记忆，以至于中世纪的、古代的、史前的城墙和土木工事失去了原来的名称，全都变成了所谓的“瑞典人的城墙”。在某些地区，战争似乎切断了个人记忆的传承，而由于以村庄为基础的习惯法的权威和延续性十分依赖个人的记忆，三十年战争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在生还者中，没有人年纪足够大，还记得“在瑞典人到来之前”的样子。45这也许正是勃兰登堡边区缺少民间传统的原因之一。到了19世纪40年代，收集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并出版故事集的做法风靡一时，许多受到格林兄弟启发的故事爱好者想要在勃兰登堡边区找到类似的传说，却空手而归。46
“盟友固然好处不少，”弗里德里希·威廉在1667年时写道，“但拥有属于自己的，能够靠得住的力量仍然要比盟友管用得多。统治者要想得到尊重，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和资源。感谢上帝，多亏了这二者，我才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为了解决不断壮大的军队所产生的军费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必须不断地获得其他国家提供的补助金。不断地改变结盟对象会迫使有可能成为盟友的国家竞相出价，从而抬升结盟的要价。弗里德里希·威廉朝秦暮楚的做法，同样也反映出勃兰登堡维护国家安全的需求十分复杂。要想在西边维护领土完整，就必须与法国和联省共和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要想维护普鲁士公国的领土完整，与波兰的友好关系就必不可少；要想保证勃兰登堡整个波罗的海沿海地区的领土安全，就必须遏制住瑞典；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要想维持选帝侯的地位，实现选帝侯对继承权的主张，就必须与皇帝保持友好（至少也要说得过去）的关系。所有这些需求都在不同的节点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决策网络，不断地生成难以预测、瞬息万变的结果。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看来，帝国是自己所领之地未来福祉不可或缺的守护者。帝国的利益当然并不等同于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利益，所以弗里德里希·威廉心里也十分清楚，有些时候，要想守护帝国的制度习俗，就必须与皇帝针锋相对。尽管如此，对勃兰登堡来说，皇帝仍然一直都是茫茫星海中的北极星。
君主与等级会议之间的冲突绝非不可避免的。从本质上讲，君主与贵族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贵族阶层负责管理地方事务，收取税款。此外，他们还会向君主提供借款——例如，1631年，格奥尔格·威廉把名下的两块直属领地当作抵押物，从一个名叫约翰·冯·阿尼姆的勃兰登堡贵族那里获得了5万塔勒的借款。36贵族的财富为君主提供了借款担保，而到了战争的时候，贵族更是要提供战马和士兵，帮助君主守卫国土。然而，在17世纪，君主与贵族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君主与等级会议之间的冲突似乎已经不再是个别情况，而是变成了常态。
然而，由于等级会议一直都认为从宪政制度上讲，不同的地区全都是选侯国独立的组成部分，相互间不存在任何横向的绑定关系，只与选帝侯存在自上而下的从属关系，所以等级会议完全不会从这种全局的角度看问题。在勃兰登堡边区的等级会议看来，克莱沃公国、普鲁士公国全都是“外省”，勃兰登堡完全没有理由为这些省份浪费资源。39同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争夺波美拉尼亚的战争也只是君王之间的私人“恩怨”，在勃兰登堡的等级会议看来，选帝侯无权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而动用臣民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财富。
等级会议之所以反对建立常备军，不仅是因为这会产生大量的军费开支，还因为等级会议把持的古老的地方民兵体系也会被取代。在普鲁士公国，常备军问题尤其事关重大，原因是民兵体系备受珍视，象征着公国古老的自由权利。1655年，选帝侯当局的行政管理机构提出建议，认为应当废除民兵，用直接接受柏林指挥的常备军取而代之，结果遭到了等级会议的强烈反对。等级会议宣称，如果传统的方式不足以守土卫国，那么君主就应当下令让“全体臣民赎罪、祈祷”数日，“求得上帝的庇护”。44这和英格兰“乡村辉格党”的看法有着十分有趣的相似之处。“乡村辉格党”反对扩编常备军，请求政府保留由乡绅阶层控制的地方民兵力量，指出国家的对外政策应当由其武装力量决定，而不是相反
由于帝国的选帝侯大都与自己国内的等级会议存在各式各样的冲突，皇帝迫于他们的压力，在1654年颁布法令，规定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臣民“都有义务向君主提供必要的协助[……]帮助君主维持设防地点的驻军”。虽然把这道法令比作“专制主义的《大宪章》”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法令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不利于主张团体权利的变化。54
没过多久，等级会议，或者说至少是等级会议中的贵族团体，就在己方利益与选帝侯的主张之间找到了折中点。他们审时度势，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就会与团体的其他成员分道扬镳。意识到作为指挥官加入军队是一条十分光荣、极具吸引力的道路，既能够提升社会地位，又可以提供稳定的收入之后，他们集体失语，不再反对选帝侯建立常备军的做法。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选帝侯在枢密院顾问官的辅佐下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利。他们心中设想的是，中央政府机构与地方显贵之间应当建立起互补的关系
反对弗里德里希一世加冕称王的人会迫不及待地指出，既然勃兰登堡的君主已经拥有了国王的全部权力，弗里德里希根本就没有必要好大喜功，为自己争取新的头衔。这也许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一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赋予事物的名称终将改变事物的本质。
这项改革将土地重新分类为“完全保有所有权的”（所有者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不受任何封建义务的约束）之后，作为交换，贵族地主必须接受一项永久的土地税。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遵循那个历史时期把人口数量当作衡量繁荣程度的主要指标的理念，出台了吸引移民的定居计划，意图提升特定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刺激制造业的发展。举例来说，按照定居计划的安排，来自萨尔茨堡的新教移民在东普鲁士最东端的农庄定居，而胡格诺派的纺织工人则在哈雷城安家，目的是挑战从萨克森公国进口的纺织品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马格德堡公国独霸市场的地位。18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法规，废除了地方性行会的许多权力与特权，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加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所以说，马格德堡公国境内阿岑多夫的牧师，曾经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军队中担任随军教士的萨穆埃尔·贝内迪克特·卡施泰特对局势的判断很有道理——征兵区制度是“足以盖棺论定的证据，证明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获得了最为全面而彻底的统治权”。
如果说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土地上，信仰之争一直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加尔文宗与路德宗之间的对立和中央政府与地方上掌权者之间的政治斗争纠缠到了一起。在与根深蒂固的地方特权对抗的过程中，霍亨索伦家族的君主与信奉路德宗的地方精英站到了对立面上，发现他们不仅寸步不让，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利，还对中央政府的宗教文化一无所知，充满了敌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制度上由地方教会的圣职推荐权网络支撑起来的路德宗信仰演变成了一种支持地方自治，反抗中央政权的意识形态。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土地上，选帝侯一直没有放弃支持人数处于劣势的加尔文宗信徒，始终都在设法巩固他们的地位——从法国、普法尔茨选侯国、瑞士各邦涌入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土地的1.8万新教移民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归正宗的信徒。他们的出现虽然在朝廷的小圈子之外扩大了选帝侯支持的加尔文宗信仰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引发了路德宗精英的不满与抗议。因此，一提到“专制主义时代”就会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在勃兰登堡-普鲁士表现出了明显的宗教色彩。
然而，18世纪30年代时，多亏了斯彭内尔打下的基础，再加上弗兰克和他在哈雷城的合作者不知疲倦地对路德宗内部反对正统教义的力量加以引导，将这股过剩的精神能量倾注于一系列公共机构的建设中，虔敬派运动内部的温和派力量才终于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在其他的德意志诸侯国，各种激进的虔敬派思想仍然广有受众，其中的一部分还表现出了明显的教会分裂主义倾向，但普鲁士的虔敬派却褪去了令人尴尬的极端主义色彩，摇身一变，成了正统。普鲁士的第二代虔敬派信徒信心满满，开始利用自己在关键机构内的地位来镇压、清除反对者，所作所为与之前的路德宗正统主义者如出一辙。虔敬派运动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恩庇关系网络。61
在勃兰登堡-普鲁士，虔敬派是打入路德宗内部的第五纵队，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效率绝非勃兰登堡选帝侯和之后的普鲁士国王所采取的那些有利于加尔文主义的宗教规定、审查措施所能比拟。然而，虔敬派起到的作用并非只是协助君主，还把广有群众基础的新教自愿主义运动的能量汇聚起来，投入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刚刚获得国王地位的统治者所开展的公共事业中去。最为重要的是，虔敬派传播了这样一种理念，即有良知的公民也许可以在目标上与国家达成一致，为国效力的动机除了义务和自身利益的驱使，还有可能是某种无处不在的道德责任感。虔敬派运动催生出了一个团结的共同体，就规模而论，超过了由主从之间的恩庇关系构成的关系网络。换言之，在勃兰登堡-普鲁士，获得虔敬派的帮助后，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建立渐渐拥有了广泛而又活跃的群众基础。
由于勃兰登堡仍然没有从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中恢复过来，急需拥有生产技能的勤劳移民，帮助归正宗难民定居的政策既能够有效地表达选帝侯维护新教的态度，又十分符合本国的切身利益。《波茨坦敕令》除了令路易十四火冒三丈78（这当然是敕令的目的之一），还赢得了德意志各国所有新教信徒的赞赏。在这场胡格诺难民危机中，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付出与获得极不相称，十分耐人寻味：总共有20余万胡格诺派信徒因为宗教迫害而逃离法国，尽管其中只有大约十分之一在普鲁士境内定居，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选帝侯却仍然力压所有其他的君主，利用这一机会提升了自己的声望。《波茨坦敕令》满篇豪言壮语，宣扬普世道德，从颁布的那一天起，就（有些名不副实地）成了一座纪念普鲁士宽容传统的伟大丰碑。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是最早认识到这场冲突大有潜力的统治者之一。位于普鲁士公国东部边境的普属立陶宛仍然没有从1709—1710年的饥荒和瘟疫中恢复过来，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所以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来说，引进农业人口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又急于把勃兰登堡-普鲁士塑造成新教权利的普遍守护者，这样的身份暗中挑战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调解德意志诸国国内及国家间宗教争议的中立监察者的地位。出于上述考虑，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提出了让萨尔茨堡大主教区的新教教徒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境内定居的方案。
在普鲁士的土地上，类似的例子数以百计，不胜枚举。换言之，普鲁士城镇的治理工作并不是由领取薪俸的政府官员一手包办的，而是严重地依赖本地布尔乔亚中比较有进取心和创新精神的成员所提供的志愿服务。在普鲁士——其实是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旧有的法团体系以熟练手工业的古老传统和荣誉准则为支撑的特权和地方自治能力“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精英阶层——他们以商业扩张和通过非正式途径取得对城镇事务主导权的方式，展现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生活在德意志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地主都被统称为“容克”。容克一词的起源是“jung Herr”，其本意是“少爷”，指中世纪的一些德意志贵族（通常是贵族家庭的次子或幼子），他们在德意志诸国向东扩张定居的浪潮中参与了对斯拉夫人的征服，或在征服结束后前往被征服的地区定居，防止斯拉夫人反扑。他们因为提供军事服务而得到奖励，不仅分得了土地，还享有永久的免税权。容克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可观的财富差异。在东普鲁士，有很小的一部分容克地主家庭可以算作真正的显贵——他们祖先是在十三年战争（1453—1466）中为条顿骑士团效力，与波兰人作战的雇佣兵指挥官。在勃兰登堡，由于绝大多数贵族家庭都是在征服结束后才定居下来的地主，按照欧洲的标准来判断，普通的容克地主名下的地产规模都相当一般。
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土地上，不同地区的特征会在各地区不同的亲属关系网络和通婚模式中得到反映。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贵族地主与瑞典和波兰的贵族地主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而勃兰登堡的贵族地主则经常与邻国萨克森和马格德堡的贵族地主通婚。
18世纪时，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从来都不会提出所谓“普鲁士”贵族的概念，而是一直认为，不同省份分别拥有个性迥然不同的精英阶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22年的教导”中宣称，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像金子一样忠诚”，虽然偶尔会提出异议，却从来都不会违抗君主的命令。诺伊马克、乌克马克、米特尔马克的贵族同样也全都是忠臣。阿尔特马克的贵族与他们截然相反，全都是“不听话的坏人”，“与君主打交道时粗鲁无礼”。接下来，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又指出，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两地的贵族几乎与阿尔特马克的贵族是一丘之貉，并且告诫继承人，无论是在他们所在的省份，还是在邻近的省份，都不应当让他们担任官职。至于西部诸省的贵族，也就是克莱沃公国、马克伯国、林根伯国的贵族，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认为他们全都是“固执己见的蠢货”。24
更为同质化的普鲁士精英阶层的出现是一个循序渐进、十分缓慢的过程。通婚对这一过程起到了推进作用。直到17世纪末，几乎所有的勃兰登堡贵族都会在本省的精英阶层内部寻找婚配对象；18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不同省份的贵族间正在出现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亲属关系架构。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主要的贵族家庭在订立婚约时，都有将近一半的婚配对象来自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其他地区。在推动贵族阶层同质化的过程中，普鲁士的军队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工具。18世纪时，由于普军的军官团体规模迅速扩张，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大在地方精英中物色军官人选的力度。18世纪初，政府提供补助，在柏林、科尔贝格、马格德堡创办了军事院校；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位后不久，就把这三所院校合并到一起，在柏林成立了中央候补军官学校
地主与其属民明争暗斗的历史表明，农民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统一行动能力，而且无论名下有没有土地，他们都对自己传统上享有的权利和尊严有着明确的认识。我们从17世纪末日渐普遍的劳役纠纷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时，因为三十年战争而大幅下降的人口开始渐渐恢复，地主在与下属的农民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重新占据有利地位。面对地主提高劳役地租的要求，农民表现出了像大象一样牢固的记忆力，会列出按照传统规定地主有权要求的劳役上限，寸步不让，绝不屈从于地主强加“非法”新劳役的做法。
防御性的战争、以维护正当权益为目标的战争，以及“预防性战争”，即君主发现敌国正准备发起军事行动，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以免错过抢先行动带来的主动优势。31入侵萨克森的军事行动显然属于弗里德里希笔下的第三类战争，不仅让他抢在敌国集结全部的军事力量之前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还令普鲁士获得了对萨克森这块战略敏感地区的控制权——萨克森与普鲁士的边境线距离柏林只有区区80千米，如果弗里德里希没有先发制人，那么反普联盟就肯定会把它当作前沿基地，发起针对普鲁士的军事行动
1758—1761年的四年间，英政府每年都会向普鲁士提供金额高达67万英镑（大约相当于335万塔勒）的巨额军费补贴，足以解决普军在战争期间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军费需求。此外，弗里德里希（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做出了放弃东普鲁士和威斯特法伦行政圈内诸公国的决定）的另一大优势是，普军可以在国内部署，形成连续的防线，而反普联盟则必须劳师远征（奥地利是唯一的例外）。联军兵力分散在主战场的边缘地带，很难有效地发起步调统一的军事行动。
容克贵族阶层之所以能够在弗里德里希的国家中获得特殊的地位，正是因为容克贵族青年在战争中做出了集体牺牲——各位读者注意到了吗，在普军的那一小段阵线上，就有冯·赫茨贝格家族的三兄弟并肩作战！
对像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强国来说，扮演德意志诸国所有新教信徒利益的共同守护者是利用帝国权力机制最有效、对本国最有利的方式，效果绝非任何其他方式所能比拟。这样的姿态印证了新教信徒对帝国的理解，即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基督教普世君主制的表现形式，而是由新教、天主教这两个独立的基督教分支所组成的权力共享模式，双方都有义务奉行团结和自助的原则。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以新教利益守护者自居的做法还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形成了挑战，因为从理论上讲，所有信奉得到认可的基督教宗派的帝国臣民，其权利都应当得到皇帝的保护。换言之，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除了有一个朝廷设在维也纳，信奉天主教的皇帝，还出现了一个朝廷设在柏林，信奉新教的“反皇帝”。66
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在普鲁士，爱国主义是一种主要出现在新教核心地区（包括东普鲁士）的现象，情况与18世纪末的英国十分相似。96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可以提出，普鲁士爱国主义的出现是有文化的普鲁士臣民“发现”自己与其他臣民一样，属于同一个政治体的过程。换言之，普鲁士精神达到了“临界质量”，变得足以维持稳定的集体身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是在政府内部的来往信件中，弗里德里希也没有把民族问题当作吞并王室普鲁士的理由。考虑到在被普鲁士吞并的地区，有不少地方的居民主要是德意志人（即母语是德语的新教信徒），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弗里德里希竟然没有拿民族问题来做文章，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在王室普鲁士和内策地区，母语是德语的新教信徒占城镇人口的75%左右，总人口的54%左右。19世纪末和20世纪时，德国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会把德意志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当作依据，提出弗里德里希吞并王室普鲁士的做法合情合理，106但这是严重脱离时代背景的观点。弗里德里希大王不仅极其亲法，他对当时的德意志文化不屑一顾的态度也是尽人皆知，再加上他始终都把国家摆在第一位，并不承认民族的重要性，所以对他来说，认为勃兰登堡-普鲁士肩负着“民族主义”的任务，应当成立统一的、由德意志人统治的德意志国家的看法肯定会显得怪诞不经。
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现象是，弗里德里希虽然大权独揽，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这却反倒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以增强中央集权为目的而推行的改革挂上了倒挡。弗里德里希绕开负责监督各省官僚机构的管理总局，直接与各省官房的官员沟通，结果架空了管理总局的权力。许多时候，弗里德里希甚至会在不通知中央行政机构的情况下向各省的官房越级下令，结果加强了省一级行政官员的权力，导致中央的权力向地方流失，最终松动了领土型国家的结构
特赖奇克借鉴了斯塔尔夫人[15]对普鲁士的描述：“普鲁士与雅努斯一样，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主管军事，另一个脑袋思考哲学。”87用古罗马的门神来比喻普鲁士的修辞手法流行了开来，好似一阵狂风，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研究普鲁士的史学著作，以至于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凡是研究普鲁士的著作，都必须首先在文中向雅努斯致敬。双头雅努斯同时凝视两个方向的形象似乎捕捉到了普鲁士历史进程的某种基本特点——传统与创新的两极对立为这个由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国家定义了历史轨迹。
波兰消失后，普鲁士在其历史上第一次与俄国共享漫长而又难以防守的边境线。16从此往后，普鲁士的国运与其幅员辽阔、国力不断增强的东方近邻俄国的国运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大型和中型的诸侯国成了主要的赢家。在德意志境内建立附庸国是法国的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外交政策，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夹在法国与奥地利中间，地缘政治位置特殊，可以成为对法国十分有用的盟友，所以在协商的过程中得到了法方的特别优待。就领土扩张的比例而论，巴登成了最大的赢家[7]：巴登有440平方千米的国土被法国吞并，但作为补偿却获得了原本属于施派尔、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巴塞尔等主教区的部分土地，总面积超过了3 237平方千米。普鲁士同样也是一个大赢家，不仅得到了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区、帕德博恩主教区，以及明斯特、爱尔福特、艾希斯费尔德地区的大部分土地，还获得了埃森修道院、韦登修道院、奎德林堡修道院，以及拥有帝国自由城市地位的北豪森、米尔豪森、戈斯拉尔。普鲁士虽然在莱茵兰地区失去了大约2 642平方千米的领土，以及当地的12.7万居民，但作为补偿却获得了将近1.3万平方千米的新领土，以及当地的大约50万居民。
神圣罗马帝国行将就木。数量众多的教会邦消失后，天主教势力再也无法在帝国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帝国的天主教特性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帝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无法再作为具有保护作用的孵化器，在中欧保护传统的政治及宪政制度多样性。帝国皇帝的皇冠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历史悠久的紧密联系似乎已经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就连利奥波德二世的继承人弗朗茨二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在1804年时采取应对措施，宣布自己是奥地利帝国的世袭皇帝，从而摆脱了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依赖，变得可以独立拥有皇帝头衔。1806年8月6日，帝国传令官一如既往，用号角声吸引民众的注意力，之后宣布了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终结的消息——这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评论，令人啧啧称奇。
在一定程度上讲，普法两国军事能力的差异只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实施全民动员制度（levée en masse）在国内征兵，充分地利用了工人阶级的人力资源，所以就兵员数量而论，普鲁士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法国比肩。因此，普鲁士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应当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没有盟友支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单独交战。
此外，法国大革命战争开始后，法军建立了融合步兵、骑兵、炮兵作战力量，并且配有独立后勤保障体系的永久性师级作战单位，能够让各个师独立执行各种作战任务。拿破仑在掌权后把这些师级作战单位整合成了军一级的作战单位，让法军拥有了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攻击力。到了普法两国的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对垒的时候，普军才刚刚开始探索组建多兵种合成师的可能性，与法军的差距显而易见。此外，在使用狙击手的方面，法军也要远远领先于普军。虽然前文已经提到，普军采取措施，扩充了狙击手的编制人数，但总的来说，普军对狙击手的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狙击手总数过低，兵器与领先水平存在差距，缺乏相应的军事思想，不知道如何部署来复枪兵才能让他们与大规模部署的线列步兵形成有机整体。约翰·博尔克中尉和他的步兵战友闯进耶拿的战场上时，因为战术灵活性与进攻能力上的差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哈登贝格掌权的最后几年间，中央政府继续出台措施，想要把形式各异的农村地方政府整合为统一服从中央管理的地方治理机构，却一直都不见成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直到魏玛共和国初期，普鲁士仍然保留着古老程度在联邦各州中数一数二的农村治理体系。62
提到“民族”的时候，他原本是指那些拥有政治意识的普鲁士人，但其他人却把这个词理解成了涵盖面更广的德意志民族，认为德意志人的利益和命运与普鲁士人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对
11尽管许多普军的军官都十分同情席尔和爱国主义组织，但他们中间愿意违反向国王效忠的誓言，响应起义号召的人却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普通的普鲁士臣民都满足于袖手旁观，并没有参与爱国者的冒险行动——其他德意志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席尔的经历，还是由男爵费迪南德·威廉·卡斯帕·冯·德恩伯格上校率领的失败起义——发生时间与席尔的起义几乎完全相同，意图推翻威斯特法伦国王热罗姆——都能证明，德意志的民众虽然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热情，却不能把它转化成政治行动。
认为普鲁士应当以发动起义战争的方式来反抗法国占领军的观点在军官群体中一直都无法争取到广泛的支持。这样的作战方式有可能会释放出正规军完全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只有极少数的军官没有表现出戒备心理。然而在军队之外的普鲁士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许多人都认为发动起义战争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想法
普鲁士的君主之所以会对军事改革家提出的更为激进的提案敬而远之，正是因为这种强调爱国主义的论调有可能会颠覆原有的权力架构
在拿破仑战争中，奥地利的指挥层仍然遵循18世纪内阁战争的作战原则，认为军事胜利的目的是实现己方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而与之相比，普鲁士指挥层的目标更加雄心勃勃：摧毁拿破仑的武装力量，让他彻底失去发动战争的能力。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总结了这一观点
普鲁士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不仅存在地域差异，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受过教育的男性（即高中在校生、大学在校生、拥有学位的男性）在自愿参军的士兵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超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的人数虽然只占普鲁士总人口的2%，但他们在志愿兵中所占的比例却高达12%。手工业者的比例更加令人惊叹：他们人数仅占总人口的7%，但他们在志愿兵中所占的比例却达到了41%。农民的情况与手工业者恰恰相反：他们的人数占总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三，但他们在志愿兵中所占的比例却只有18%，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人不是没有土地的临时工，就是在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核心农业区之外定居的自由农民。
* 贵族地位的体现
- 爱国者和保守派对战争的回忆之所以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德意志解放战争是一场同时具有多种特点的战争。一方面，这是一场由政府和君主主导，涉及统治者间的盟友关系，关乎权利与领土主张的战争，其主要目的是在欧洲重新建立起各国的势力平衡；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场民兵武装和有政治动机的志愿兵以普鲁士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的战争
* 拿破仑开启了全民战争，开弓没有回头箭
-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爱国主义有时会与激进政治思想如影随形，问题同样也在于，爱国主义思潮有可能自然而然地转化成民族主义运动，从而动摇德意志诸国统治家族的合法性。“民族”一词既适用于普鲁士，也适用于德意志。虽然哈登贝格和约克政见截然相反，但他们都是普鲁士王国忠诚的臣民（尽管约克在某些情况下很难把为国尽忠等同于服从君主的命令）。费希特、博伊恩、格罗尔曼、施泰因与他们完全不同，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施泰因来说，这意味着必须放弃所有只专注于普鲁士利益的想法。“我只有一个名叫德意志的祖国，我会全身心地为祖国服务，而不是只着眼于国内某一地区的利益，”1812年11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对我来说，在这个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刻，统治者的地位能否代代相传完全无关紧要[……]完全可以用任何其他的国家来取代普鲁士，解散普鲁士，把西里西亚、马克选侯国、北德意志并入奥地利，从而加强奥地利的国力，让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君主无处可去……”92
- 普鲁士爱国主义与德意志民族主义关系密切，既造成了威胁，也给未来带来了希望。就威胁而论，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有可能成为一股足以挑战德意志诸国各统治家族的力量，用一种基于跨阶层的横向忠诚与亲密感的全新文化，代替旧制度的等级秩序，从而扫除让普鲁士拥有独特历史与意义的一种特有历史遗产。就希望而论，普鲁士有可能找到利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热情的方式，用民族主义来实现本国的利益诉求，一方面借助民族主义浪潮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不会因此失去本国特有的身份和制度。就短期而论，威胁是远大于希望的，否则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就不会与其他德意志国家的统治者团结一致，不仅要压制“蛊惑民心的”民族主义者，还要让志愿兵无法通过公共渠道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回忆。然而，我们后面会看到，就长期而论，普鲁士的政治领袖渐渐地变成了找到并利用民族主义诉求与领土利益之间共同点的行家里手。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与民众对战争的回忆不再像战后初期那样天差地别，而是形成了某种和平共生的关系——二者可以共存，并且被视为可以相互补充。在清除了各种含混不清的政治因素后，普鲁士反抗拿破仑的战争最终被重新塑造成了（虽然这也许会给人一种张冠李戴的感觉）一场德意志人争取民族自由的神话般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体操运动、铁十字勋章、对路易丝王后的个人崇拜渐渐地变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象征，就连耶拿之战也被提升到了相同的高度，从而让普鲁士名正言顺地成了领导德意志诸国的政治领袖。
* 先利用再被绑架
- 作为补偿，普鲁士获得了萨克森王国的北半部分、西波美拉尼亚境内曾经属于瑞典的那一小块领土，以及位于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境内，东起汉诺威的西部边境线，在西侧与尼德兰、法国接壤的大片土地。1普鲁士的利益主张并没有得到满足。柏林当局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被迫接受了不符合己方意图的解决方案。普鲁士想要吞并萨克森王国的全部土地，却遭到奥地利和西欧列强的阻挠，最终只能接受1815年2月8日生效的萨克森领土分配方案
- 让普鲁士向西扩张领土，获得一大块沿着莱茵河分布的飞地并不是柏林当局的本意，而是英国政府的主意。哈布斯堡王朝撤出比利时后产生的权力真空一直都令英国的决策者如坐针毡，所以他们想让普鲁士取代奥地利，成为新的德意志“哨兵”，负责守卫与法国的东北部地区接壤的土地。在奥地利当局看来，这样的解决方案实在是再好不过了：他们巴不得与不服管束的比利时人撇清关系，而比利时人则在未来的一小段时间内 必须接受荷兰人的统治，日子过得很不愉快。
* 把普鲁士从一个中欧国家变成了一个西欧国家，为一战买下了祸根
- 1815年的解决方案在地缘政治方面同样影响深远。普鲁士放弃了1790年代瓜分到的波兰领土，接受了位于中欧及西欧的领土补偿，从而加强了本国在德意志欧洲的存在感。与此同时，奥地利永远地放弃了本国位于西北欧的领土（比利时），在意大利的北部获得了大片的领土作为补偿。普鲁士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比奥地利拥有更多“德意志”土地的国家。
- 普鲁士是欧洲列强中最弱小的一个，实力与其他强国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实际上，考虑到普鲁士在国际博弈中采取自主行动的空间十分有限，甚至在德意志诸国的内部争斗中都显得束手束脚，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普鲁士还够不上强国的档次，是一个实力介于真正的强国与其他欧洲小国之间的国家。普鲁士的掌权者默许了这样的状态，导致普鲁士在国际政治领域再一次长时间地陷入被动。在从维也纳会议闭幕时起，到克里米亚战争打响为止，欧洲处于和平状态的近40年间，柏林当局一直都竭尽所能，想要与所有的强国保持尽可能友好的关系。只要有可能，普政府就肯定会设法与其他国家达成一致。为了避免触怒英国，在任何重大的国际危机中，普政府都会摆出观望的姿态。此外，普政府还一直都在避免与奥地利发生直接冲突。1837年，英国派驻普鲁士的使节在报告书中写道，柏林当局的一贯政策是，“以妥协为手段来满足各方的要求，从而维护欧洲的和平”
- 保守派一直都在警告弗里德里希·威廉，希望他不要对任何建立“全国”代表机构的要求做出让步。在他们看来，代表制度想要行得通，就必须迎合社会中既有的、具有历史基础的团体，不能损害这些团体的利益和特权。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出台新的宪政制度，把普鲁士民族视为一个没有任何内在区别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建立代表制度，就肯定会引发叛乱和社会动荡
- 331815年，莱茵兰并入普鲁士之后，普鲁士王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莱茵兰的城市中产阶级人数众多、信心满满，给普鲁士的国内政治染上了异见和动荡的色彩，令普鲁士的政治环境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变得充满活力。莱茵兰的精英阶层对柏林当局“立陶宛式”的治国方式满腹狐疑，强烈反对把莱茵兰完全并入普鲁士王国的做法。莱茵兰的天主教徒对信奉新教的新政府疑虑重重，而莱茵兰的新教信徒更是奋力守护（相对较为民主的）教区会议制度，与柏林当局展开了一场历时20年的拉锯战。34此外，由于拿破仑建立的法律制度强调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注重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要远比《普鲁士一般邦法》更加符合莱茵兰的利益，莱茵兰的精英阶层还围绕着拿破仑法律制度的存续问题与柏林当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保守派企图在位于西欧的莱茵兰强推普鲁士本土的法律，结果遭到了地方势力态度坚决的抵抗，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故此，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莱茵兰与普鲁士完全不同，仍然拥有属于自己的法律规章制度（比如陪审团制度）、法律培训体系。实际上，莱茵兰的拿破仑法律体系渐渐地为易北河以东省份的法学家所接受，最终变成了一股引发变革的重要力量。到了1848年之后，普鲁士王国在颁布新法典的时候并没有把旧有的弗里德里希法典当作蓝本，而是借鉴了莱茵兰的法律体系。35
- 保守势力太不稳定，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没有明确的目标，不具备让国内的局势完全恢复到改革前的能力，甚至都无法阻挡国家改革的步伐。此外，保守派还渐渐地采纳吸收了许多改革方案的核心理念，比如认为普鲁士“民族”是一个单一整体（而不是由许多拥有不同特权的独特团体组成的集合体）的观点
- 所以说，用一位在19世纪40年代游历了霍亨索伦王朝治下各个省份的苏格兰旅人的话来讲就是，普鲁士仍然是一个“由碎片和补丁组成的王国”。萨穆埃尔·莱恩指出，普鲁士一词“通俗地讲既没有道德含义，也没有社会含义，而只是一个地理或政治上的概念，指代的是普鲁士政府或其治下的省份。几乎没有人把普鲁士和民族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至于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所能代表的理念则更是闻所未闻……”94莱恩对普鲁士的评价虽然透露出了不小的敌意，却仍然鞭辟入里。“普鲁士人”一词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在欧洲复辟时期[13]，普鲁士人与“民族”一词挂不上钩，并不是指因为拥有相同的民族身份而形成的群体。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过去，都不存在所谓的普鲁士饮食传统。此外，普鲁士人同样也没有独特的民俗、语言、方言、音乐、（除军服之外的）穿衣习惯。如果把是否拥有共同的历史当作判断特定的群体能否称为民族的标准，那么普鲁士人同样算不上民族。此外，要想为“普鲁士精神”下定义，还必须避开那些已经被其强大的竞争对手德意志民族主义抢占的要素。这一切所造成的奇特结果是，普鲁士人的身份认同感既抽象又碎片化
- 黑格尔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国家的做法打破了自普芬多夫、沃尔弗时代起一直在普鲁士的政治理论家当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思想——国家是社会创造出来的，只是社会用来应对外部及内部安全威胁的机器。
- 卡莱尔发表题为《英格兰现状》的论文，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十分相似的辩论。社会问题涵盖了一系列复杂的议题：工厂的工作环境，人口密集地区的住房问题，团体组织（即行会、等级会议）的解散，以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剧烈波动，新兴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宗教信仰薄弱、道德衰败问题。然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所谓的“贫民化”问题，即社会下层越来越严重的贫困问题。在三月革命爆发前的那个历史时期，“贫民问题”与传统的贫困问题相比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贫民问题涉及大量的民众，是一个集体发生的结构性问题，其起因并不是某一个人所遇到的困难，比如疾病、伤残、歉收；贫民问题是一个持久性的问题，并不会因为季节的更替而消失；有迹象表明，贫民问题的影响面有扩大的趋势，会波及那些经济状况原本相对稳定的阶层，比如手工业者（尤其是学徒工、熟练工）、小农。1846年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 Brockhaus Encyclopaedia）指出：“如果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必须进行最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维持生存，这就会引发贫民问题……”42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出现了下跌。这不仅影响到了没有技能的劳动者和手工业者，由于在农村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开始靠各种形式的家庭手工业来糊口，所以这一部分人同样深受其害。 食品消费模式的变化反映了日渐深重的苦难：在普鲁士的莱茵兰省，居民的年均肉类消费量从1838年的41千克下降到了1848年的30千克。431846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指出，在普鲁士，有50%～60%的人口在温饱线上或在其附近。1840年代早期，越来越严重的贫困问题在普鲁士王国的文人圈子里引发了道德恐慌。1843年，贝蒂娜·冯·阿尼姆的著作《这是
- 在当时的柏林，文官政府与军队当局的关系成了最有可能令脆弱的政治妥协分崩离析的因素——在之后的几个世代，这个问题一直都困扰着普鲁士。
* 两股不同的政治势力，相互博弈。就像是身体内部的排异反应，如果没有莱茵兰的话应该会好很多
- 1848年的革命是一个只发生在普鲁士王国境内特定地区的事件，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848年的革命最主要的特征是，它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事件。农村地区当然也爆发了广泛的示威活动，但除了莱茵兰的部分地区，发生在农村的社会动荡大都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本地区的特定问题上。在城市内活动的政客发现，想要让农村的居民表现出兴趣，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且农村的抗议者很少会从原则的角度提出疑问，挑战国王、国家、国家机构的权威。总的来说，农村地区——尤其是易北河以东各省的农村地区——始终都是国王的支持者。反对革命的保守派力量在农村把自己组织起来，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是普鲁士王国古老的核心省份，省内的居民对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最为忠心——1848年夏，这两个省份涌现出了包括老兵协会、爱国联盟、普鲁士联盟、农民协会在内的一系列保守组织。到了1849年5月的时候，此类组织的成员总数已经突破了6万人。保守的反革命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手工业者、农民、小店主——在过去的历史中，这部分人口曾经是自愿传播福音的传教团体的支持者。
- 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为一股潜在的激进力量，其原因有二。第一，民族主义者与自由派、激进派一样，也宣称自己是在为“人民”发声，并不是君权的代言人。在自由派看来，“人民”是由受过教育、有能力纳税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人民”标志着由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所定义的民族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上的近亲。
- 第二，民族主义是一股颠覆性的力量，原因是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想要让民族主义的愿景变成现实，就意味着政治地图必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想要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联合体，独立建国；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爱国者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极其不满；波兰人做着复国的美梦，想要让祖国恢复1772年时的版图——一些波兰民族主义者竟然提出了让普鲁士“归还”波美拉尼亚的要求。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则梦想着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枷锁。
- 在面对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国家的计划时，普政府的态度必然是自相矛盾的。民族主义者在原则上挑战了德意志诸国割据一方的君主手中的权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普政府肯定会把他们视为一股具有颠覆性的危险力量。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政府之所以会发起打击“煽动者”的行动，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这种把民族主义者等同于颠覆势力的逻辑思维。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有利于柏林当局的权力政治利益，普政府在原则上就不会反对那些有可能令德意志诸国的政治机构变得更紧密、更具凝聚性的措施。普政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做出了支持德意志关税同盟、支持德意志邦联建立更为强大的国防机构的决定
- 早在1848年的革命爆发之前，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德意志狂热”就已经真实存在。他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上第一位真正从德意志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君主——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科隆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其修建工作于1248年启动，一直持续到了1560年，之后便因故停工，始终都没有彻底完工。弗里德里希·威廉深度参与了大教堂修建工作的重启计划。早在世纪之交时，认为应当完成大教堂修建工作的设想就已经引起了讨论，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一直都为这一设想发声，是其狂热的支持者。1842年，刚刚即位两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前往莱茵兰，参加了庆祝修建工作重启的仪式。他不仅分别参加了按照新教和天主教的礼仪举行的宗教仪式，还主持了修建工作的奠基仪式，在仪式上发表精彩绝伦的即兴发言，夸赞大教堂的修建工作体现了“德意志的团结精神和力量”，令围观仪式的群众又惊又喜。48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致信梅特涅，表示自己决定投身于“确保德意志的伟大、强大、荣耀”的工作。49
- 德意志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欧洲问题，是一个无法由德意志诸国独自面对（更不要提独自解决）的问题。在1848年夏的战争中，俄国、法国、英国、瑞典全都表明了态度，要求普鲁士向丹麦做出让步，而俄国的帮助则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让维也纳当局稳住阵脚，变得能够重新使用强力手段来回应柏林当局的挑战。在1848年的革命中，匈牙利的革命者发起了全欧洲规模最大、最有组织、意志最坚定的起义，正是俄国的帮助使得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在与起义军的对抗中反败为胜。
- 所以说，俾斯麦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更为确切地讲，他是一个脱离了原则束缚的人——他摆脱了老一代掌权者的浪漫主义倾向，开始进行一种全新的、更为灵活、更加务实、不会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政治游戏。民意和舆论并不是应当放纵，甚至得到遵从的权威，而是必须加以管理和引导的力量。
- 俾斯麦获得了对行政机构几乎所有分支的控制权，好似裱糊匠一样，在普鲁士国家机构的最高层掩盖了文官与军官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却并没能解决问题的症结。1848年的革命一方面迫使普鲁士的王权接受了议会制度，另一方面又没能实现王权的去军事化。革命结束后，各方达成的解决方案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结果令这一问题成了始终困扰普鲁士（以及德意志）政治的顽疾，直到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宣告终结。
- 普鲁士和德意志诸国联军的总参谋部可以直接向普鲁士国王汇报工作，而法军的总参谋部则只是陆军部的下属机构；在与战略、战术、军纪相关的问题上，法军的总参谋部经常会受到立场偏左的法国国民议会施加的政治压力。1866年，普鲁士取得普奥战争的胜利后，普军总参谋部的声望得到了巩固，开始借着在波希米亚战场上大获全胜的东风开展运输和后勤领域的改进工作，让普军拥有了比法军快得多的动员速度——到了普军迅速向前线增兵，兵力到达50余万的时候，法军部署在莱茵河一线的兵力仍然只有区区25万。
- 俾斯麦身兼普鲁士首相、普鲁士外交大臣、帝国宰相这三大要职，所以尽管联邦议会可以按照宪法第8条的规定，成立联邦对外事务委员会，但俾斯麦还是能把委员会完全架空。所以说，普鲁士的外交大臣实际上已经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大臣。在国内政治领域，联邦议会缺少必要的官僚机构，无法履行起草法案的职责。这样一来，联邦议会就必须依靠普鲁士规模庞大、训练有素的官僚体系，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议会的实际角色开始逐渐向审议机构靠拢，职责为审核由普鲁士国务部制定的已经过讨论的法案。
- 臣民身份和民族身份是两个可以互补的概念；波兰人也许可以学会如何在那个名叫普鲁士的国家境内平静地生活，他们至少是可以在表面上做到这一点的。他们甚至有可能学会珍视普鲁士独特的美德。然而，他们应当如何作为波兰人，在一个奉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国家境内生活呢？对生活在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来说，将民族因素提升为身份认同的凝聚点和政治行动的动因，注定是一件意义十分深远的事情。
- 所以说，德意志化政策真正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它在易北河以东对德意志人和波兰人的民族分布情况所起到的微不足道的重新划分作用，而是在于它让我们认识到了普鲁士的政治气候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在过去的历史中，普鲁士王权对波兰人的传统看法是，他们与讲德语的勃兰登堡人、波美拉尼亚人，以及生活在东普鲁士境内的立陶宛人一样，也是普鲁士国王信奉基督教的臣民。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起，普政府的官员渐渐地放弃了这样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他们受到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接受了此类组织浸润着极端德意志民族主义言辞的论点和宣传。政府官员与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关系形成了某种负面循环：尽管拿不准德意志化的民族政策到底能不能获得舆论的支持，政府还是决定为民族主义游说集团的所作所为背书，而这样的做法又反过来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让民族主义游说集团打着国家的旗号获得了更大的权威。
-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普政府触动了普鲁士在历史上作为立国之本的原则，亦即普鲁士人的身份认同源于霍亨索伦王朝统治权，所有的普鲁士臣民都能像享受阳光一样受到霍亨索伦王朝的庇护（只是对不同民族的臣民来说，阳光的温暖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从19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的政府官员始终都认为，德意志民族主义是严重的威胁，会令上述王朝原则土崩瓦解。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民族主义的话语已经无可争辩地占据了主导权。民族主义的史学家忙不迭地改写历史，把普鲁士的历史改编成了一部德意志民族向东扩张霸权的历史，而伯恩哈德·冯·比洛宰相（他来自梅克伦堡，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也毫无顾忌地对普鲁士议会宣称，普鲁士过去是，将来也一直都会是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用这样的论点来为政府针对波兰人的民族政策辩护。47
- 考虑到犹太人是国家机构最为忠诚的盟友，而反犹主义者无疑是国家机构最势不两立的敌人，这样的结果的确很有讽刺意味。在反犹主义者看来，“国家”一词带有人为的意味，让人想起不近人情的机器，而“人民”一词则带有有机的、自然的属性，两者间的差别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国家组织形式是，把权力下放给人民，让国家机构成为人民用来自我赋权的工具——换言之，国家应当是以民族性为基础的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60就这一点而论，普政府针对犹太人的民族政策和针对波兰人的民族政策大同小异。从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方面来看，波兰人和犹太人都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但他们却给统治普鲁士的保守派精英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难题：现代国家的政治逻辑认为，国家是法律权威无差别分布的领域，这与基于种族理念的逻辑水火不容，结果在政策的制定问题上引发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无论是在犹太人问题上，还是在波兰人问题上，（普鲁士的）国家理念都败下阵来，把胜利让给了（德意志）民族主义。
- 而且不管怎样，让民众对德意志民族的对外扩张计划充满激情的是德国海军，而不是普鲁士的陆军。19世纪90年代末，德皇威廉二世以推动大规模的海军造舰计划为手段，想要让自己成为真正得到认可的民族领袖、德意志皇帝。德国海军的扩军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巨量公众支持。1914年，“德意志海军协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已经拥有100万会员，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成员。德意志帝国的臣民认为，海军是一支真正的全国性武装力量，不会出现排他性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征兵和晋升军官的时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用人唯贤。
- 当然，一味地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会掩盖一个真相，即1914年的国际局势完全是德国统一后引发的根本性变化所造成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意志帝国的战争，而不是普鲁士的战争。当时的德国人之所以会“想起”普鲁士此前经历过的战争，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想要把德国人在1914年感受到的民族主义情绪投射到普鲁士的历史中：他们（错误地）认为，1813年的战争是一场反抗法国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起义；1756年，弗里德里希大王先发制人，挑起了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但1914年的德国人却粉饰历史，认为这场战争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甚至是泛德意志主义”的丰功伟绩。
- 第一次世界大战非但没有巩固普鲁士独特的国家身份，反而起到了侵蚀作用，一方面突出了德意志民族斗争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又在那些最近才被普鲁士纳入版图的省份激起了更为强烈的反普情绪。战争让帝国的行政部门变得更加稳固，催生了全新而强大的跨地区权力机构，并且加快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此外，战争还让民众产生了互相依存的全新关系，从而使其更为明确地认识到，民族是一个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举例来说，东普鲁士被俄军占领了一小段时间，在此期间不仅遭受了重大的财产损失，还有大量的民众背井离乡，德意志帝国各地的人民纷纷慷慨解囊，为东普鲁士提供了巨量的慈善捐助。许多人为军队提供住宿，参军入伍，全国性的救济及社会保障制度也得到了发展。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让民众与想象出来的全体德意志人民的共同体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身份共鸣。即便是在马祖里这样一个在历史上一直都对霍亨索伦王朝十分忠诚的地区，“民族意识觉醒前的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最后那一点普鲁士身份认同感，也全都转变成了涵盖所有德意志人的爱国主义
- 黑格尔曾经指出，勃兰登堡的沙地毫无吸引人的特色，与他那充满浪漫气息的故乡士瓦本相比，勃兰登堡是一个更适合进行哲学思考的地方。19世纪20年代，已经成了学术明星的黑格尔向一批又一批在柏林大学求学的学生灌输自己的观点，提出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通过改革，实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而这正是德意志的政治文化一直都在苦苦寻找的圣杯。
- 只不过，卡普和吕特维茨的政变仅仅过了四天就彻底宣告失败——两人只想着如何成为独裁者，却根本没有制订像样的政变计划，而且在社会民主党发起大罢工，导致德国全国的工业生产和一部分行政部门陷入瘫痪之后，两人束手无策，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乱局。
- 魏玛共和国的（全国）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拥有极大的权力，而普鲁士的宪政制度则没有设置总统一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魏玛共和国相比，普鲁士是一个民主制度落实得更彻底、专制程度更低的国家。从1920年到1932年（除了少数短暂的例外），普鲁士的政府一直都是由社会民主党牵头组建的共和派联合政府，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的代表、左翼自由派（德国民主党，DDP）以及（后来的）右翼自由派（德国人民党，DVP）组成的执政联盟一直都能够在议会中掌握多数席位。普鲁士不仅变成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基石”，还成了魏玛共和国用来维持政治稳定的最重要的压舱石。在全国层面上，魏玛共和国国内政治的特点是极端主义、冲突不断，以及政府像走马灯一样迅速更替，而普鲁士的联合政府则始终都坚如磐石，从来都没有偏离温和改革的政策路线。在魏玛时期，德国的国会经常因为政治危机而缩短会期，甚至宣告解散，而普鲁士的议会则全都能圆满地结束所有的会议（只有最后一次会议是例外）。
- 兴登堡自视甚高，他无疑深信自己代表了无私奉献的普鲁士“传统”。然而，事实上，兴登堡并不是能够代表传统的人。从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角度来看，他都不是旧普鲁士的产物，因为成就他的力量其实是变化多端的、塑造了新德国的权力政治。无论是在担任军事指挥官的那段时间，还是到了成为德国的国家元首之后，兴登堡都轻言寡信，几乎违反了自己许下的所有承诺。他并不是一个坚韧不拔、忠心耿耿的人，而是一个善于利用个人形象、喜欢玩弄政治手腕的奸诈之徒。
- 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在东欧发起了以种族灭绝为目的的战争，而最终为这场战争付出沉重代价的是普鲁士人，或至少是普鲁士人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后代。